2009年第19届国际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大会的议题是从‘人口红利到‘长寿红利的持续发展。

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适当放缓增长速度。党的十二大在经济领域确立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总方针，这较之以往纯粹的计划经济是一个重大突破，毕竟把市场调节纳入总方针了。

然后，起草组开始拟出提纲。按照这些意见，经过多次斟酌修改后，由代表大会通过。张卓元：上下合力，有利于推动改革，但更关键的还是顶层。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保护产权。由于这些权力部门的存在甚或强化，导致行政垄断未见削弱，反而扩张。

实践证明，光有顶层设计，没有实际推动，设计最后往往都被束之高阁。所以，尽管国务院先后两度推出非公经济36条，但由于垄断的高额利润诱惑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强大，虽则有一些推进，但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从宏观角度来说，跟监管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货币扩张。

这样的增长模式恰恰应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做出的分析。但是证券市场的正常化，不光是证券部门就能解决的，它牵扯其他好多问题。两头冒尖愈演愈烈所谓两头冒尖，其实就是一种新体制和旧体制之间的矛盾。在党和政府的文件里面，从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的计划的建议以来一直是把从粗放的增长模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模式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主线。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对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说在这个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1992年的10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确定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题为：怎样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的主题演讲。

今年已经是这一概念提出的第20年了。于是政府就可以在城市化过程中把大量的农用土地转移到城市中来。因为审批制度涉及管理层的许多人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就很难改变。吴敬琏说，就是说这个旧体制的遗产阻碍着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进入 吴敬琏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共识 。因为这种模式是由强势政府主导的威权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增长一定是依靠资源的投入，因为政府具有很强的动员资源和指定资源投入方向的能力，所以这样的粗放的增长模式就会延续下去。但是有一部分人是靠权力得到利益的。从微观经济来说就是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效率降低，产能过剩，中小企业经营困难。

也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人们形成了改革的共识。土地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掌握住这么大量的土地就使得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最重要的特点是缺乏规则，缺乏完善的产权保护。由于选用靠投资的增加来维持高速度增长这样一种增长模式的国家都发生了同样的问题，所以中国在九五计划以后明确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这种情况是不是不能改变的?我认为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证券市场的信息准确全面及时地向全社会披露，来改变证券市场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监管问题。从1994年开始，政府就照这样的一个总体规划全面推进了中国的改革。但是，初步框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建立了，它还有很多命令经济的遗产。结果就是我国在增长方式的转变上号召很多，但是进展甚微，于是资源紧缺、环境破坏这样一些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在社会关系上出现了收入水平提高缓慢、消费不足、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等等问题，而且变得越来越严重。

还出现了关于公共品领域、财税改革、市场监管和反垄断的大讨论。在这种情况之下创新往往会夭折。

其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这个改革总体规划对于我国最近20年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绝对性的作用。

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即使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那么高，但是它的绝对量也是非常可观的。所以从上到下，从国家的税务总局到地方财政部，到许多地方政府都要求参加试点。

同时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改革创新，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代表大会报告，总体而言，呈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共识逐渐拓展和深化的过程。在大多数人都认为价格并为市场轨的条件已经出现的时候，物价局也与主管建材价格的部门协商，然而当时的主管部门以一旦放开价格管制，将来市场必然动荡为由不赞成并轨。

作为经济大国，中国若能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速，已经算相当不错了。十七大报告起草组有50多人。

社会财富在飞速增长，但是，蛋糕的分配却不够合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根本扭转，社会保障制度依然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党代表大会报告，还要经过中央全会和全体代表讨论并提出意见。

政府和市场的界限要分清，凡市场能有效做好的就交由市场去做。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赖于政府不再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施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是一次换届的大会。逐步把改革和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该《决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建立多层次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系。五个统筹看起来针对的是发展问题，实际上指向的也是改革问题，因为所有这些统筹，都需要通过制度革新来实现。

十六大报告起草组有四五十人。政府应主要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特别是致力于创造并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财新《中国改革》：转方式需要哪些关键环节或要素做保障呢？张卓元：转方式的关键环节在于，调整经济结构，落实五个统筹，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速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摒弃高污染、高耗能的盲目投资。这两个决定都是很好的顶层设计，关键是要推动落实。